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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s edge》绿色度测评报告

2019-08-26 00:37 来源:快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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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610:24    作者:牛华勇  (0)+1
比如,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国家组织已经瘫痪,是政党——布尔什维克成为国家的组织者。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牛华勇

  改革本身就是在打破一些固有的利益和利益集团,但改革的过程也会形成新的利益和利益集团。因此一场成功的改革,经常不是对某一群利益集团的博弈,而是和一拨又一拨前仆后继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

利益集团总是在阻挠改革吗?利益集团总是在阻挠改革吗?

  我们首先需要关注一下“利益集团”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中,它经常被理解为一个带有负面含义的词汇。在英文的表达中,布坎南和塔洛克经济学中所讲到的“Interest Group”,是一个理性经济人集合的含义,不见得有特别的负面意思。

  每个人都是某个或某几个利益集团中的成员。比如大学教授是一个利益集团,其主要的利益来自政府拨款和收取学费培训费等,在经济危机时,政府财政吃力,如果需要削减教育经费,他们就会是首当其冲的反对者。不过具体到人文学院的教授、商学院还有医学院的教授,在同一个大学中,他们又会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经常会为在大学内争取学科资源而内斗不已。在一个社会中,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因为拥有在表达立场上的一致性和特殊优势而被其他人群所熟知。

  一个社会要解决两个问题,才会进入幸福的状态,一是如何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如何分配创造好的财富。利益集团往往关心第二个议题远胜过第一个,因为如果在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创造财富就等于是在给别人做嫁衣。在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利益集团,往往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他们至少会期望在改革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目前在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利益集团,会倾向于维护现有的分配秩序,反对建立新的分配秩序,从而可能会抵制改革。

  利益集团并非一成不变,利益在观念和政策的变化下,可能会迅速地在人群中出现转换,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加入WTO之前的中国,一方面经济发展程度有限,另一方面无法用公平的游戏规则参与国际竞争。为了吸引外商投资,给予外商大量本地投资无法想象的优惠,无论是税收、土地还是人力资源、政府服务,都能够取得远远超过本土私人企业的投资条件,吸引多少外商投资企业经常会成为考核地方政府业绩的指标之一。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实际享有的是超国民待遇。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私人企业崛起,改革后的国有企业话语权的增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地位迅速从高处跌落,各种特别的优惠措施一项一项被废除,其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步丧失。

  对于想要进行的改革,分为几个步骤来进行。在改革的第一步,不触动原有的利益,对反对或观望的人群进行安慰,让他们知道,改革不会伤及他们的利益。第二步要圈出一个合适的群体,积极支持改革、有动力改革的群体进行新模式“试点”。试点本身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小规模的试验,测试新办法的有效性,如果运气好的话,建立起创造财富的新机制,形成示范效应。第三步就是通过试点的成功,进行更大规模的推广,将相关做法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这时,改革初期的巨大阻力,往往会大大地下降,反对派因为看到了新做法的好处而成为新政策的追随者。

  中国大量的改革都是通过这种办法实施的。我们所熟知的农村改革,政府先是默认部分地区农民分地的做法,再经过一两年的观察后,便开始大规模全国推广。不同经营权下巨大的产出差距,让农民争先恐后地卷入分地的大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城市地区也一样,改革不是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南京、沈阳、西安、重庆等等相对发达的成熟地区展开,甚至都不是在一个大一点的中心城市展开——城市改革相对于农村地区,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中国的农民是一个毫无社会保障的群体,他们除了向政府上交本就不够口粮的粮食以外,没有听说什么是公费医疗、养老体系或者单位福利。是真正的无产者,生活稍有改善的可能,他们便希望追随。同时,作为农村地区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具备稳定的物理形态,不容易成为有心人手中骗取资源的工具。

  城市地区则不然,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相对完善的保障制度给了城市居民更多的优越感。相对于农民,他们改革的意愿要低的多。因此,城镇地区的改革,从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地方开始,完全不影响原有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改革迅速打造出一个新城市发展的神话,转眼就让原有的一些反对和争论,灰飞烟灭。深圳的标杆作用,化解了原来锁在城市居民心中的锁链,让大家意识到,改革会给参与者带来巨大的利益。从试点到大发展,不过只有二十几年的时间,让中国的城市都有了巨大的飞跃。

  国企改革更是如此。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曾经令人羡慕的国企,因为与市场需求的脱节、内部管理的低效,有很多逐步陷入了困境。但体制带来的一些好处——安全感、较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闲暇、社会福利等,让国企员工没有太多的改革动力。但私人经济的发展,让国企职工相对低位下降,尤其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竞争性的国企一次又一次地败下阵来。在1990年代初期,亏损的国企占到国企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大部分国企已经无法再为经济和员工提供成长的基础与动力了。

  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各地国企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改革试验,从承包制、租赁制,到股份合作制,再到股份制,为数不多的幸运儿,经过这一圈的折腾活了下来,成为改革的典范。还有一些因为控制了别人无法替代的垄断资源,而得以改善业绩。到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国企,不仅不再是亏损的代名词,反而成为全世界利润最高,增长最快的企业群体之一。2014年,《财富》全球500强企业的排行榜的榜单上,前十名中有三家中国企业: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而2013年全世界利润最高的银行,当仁不让地被中国工商银行摘取。

  改革者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第一个阶段的改革者,在突破了原有的束缚之后,便有可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从而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时候,成为新的改革的阻力。因此,我们才有了“改革改革者”的命题。改革就是一个不断地换取原有的利益集团释放权利的过程。上个世纪末期开始,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成为在一个舞台上配合演出的不同角色,虽然戏份和角色依然略有不同,但毕竟可以合拍地出现在同一个剧本、同一个舞台之上。利益的再平衡达成了较为平稳的一致性。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千灯湖产业金融高级智库秘书长。)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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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改革 利益集团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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